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交叉性思考
作者：曾伟
今天的国人关于东西方文化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两个阵营，尤其是在知识精英阶层，这一两极分化乃至对立十分明显：崇尚传统文化的人虽然崇尚西方科学技术者不在少数，但对西方思想尤其是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则大都采取否定和抵制态度，而相对的是，崇尚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人，大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崇信，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家和道家缺乏实修实证带来的体证和觉悟。这两大阵营的对立已经给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和伤害，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看东西方文化的交集和融合问题，以便于找到我们今天文化融合与发展的立足点。
我们很多今天的知识精英们不太知道的是：其实早在我们今天沸沸扬扬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兴起之时，西方的思想界、文化界在四、五百年之前，就已经掀起过一场向东方学习尤其是向中国文化学习的热潮了。而且其领头人既有欧洲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等，还包括基督教耶稣会的僧侣教士们。当时西方文化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主要就得益于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欧洲的信息，这些信息的主体都是正面和积极的，中国社会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西方思想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伦理的理性的社会。直到康德哲学的出现以及耶稣会在基督教体系内的衰落，这一崇拜中国文化的现象才开始反转，而这已经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西方人已经崇拜了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文化有上百年之久。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东西方文化撞击交叉的历史是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而且一开始中国文化就败下阵来，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追赶，历史事实不是这样。相反，我们的中国文化起初是让西方人刮目相看，并确定为学习对象，而且宗教界、哲学界这一代表思想文化界的两大主力阵营都是如此，要知道莱布尼兹同时还是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而且当时很多的宗教人士和哲学家都具有科学家的身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整个西方思想界的共识，这是几乎贯穿了十七、十八世纪的主流共识，直到十八世纪后期。听到这里，做为中国人是不是很解气！呵，中国人不仅有源自几千年前的传统文化，以及伟大的四大发明，既便近代也曾经让西方人五体投地的佩服过上百年，牛！但问题是怎么后来又反转了呢？康德怎么就改变了这一切呢？如果没有康德是否今天西方人还在仰望我们呢？如果真是这样该多好！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是回看历史吧。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十七至十八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为什么把中国社会奉为理想社会，原因究竟是什么？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欧洲在十六世纪初发生了宗教改革，从德国始后来席卷了整个欧洲。其后又以法国为核心形成了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当然，更早的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同样洗涤了整个欧洲的文化界、艺术界、思想界。这三个前后相连的运动其本质却是一脉相承：让统治了整个中世纪上千年之久的教会的神权让位于世俗的人权。当然，西方人当时的思想还并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他们想的还是从宗教神权的专制下将人性解放出来，至于解放到哪一步却还在探索。所以，当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带回中国社会的信息时，他们欢欣鼓舞，俨然看到了政教分离、道德治国的典范，为此激动不已。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宗教并不是国家的统治思想，这有别于西方的中世纪基督教专制，从摆脱宗教专制来讲，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欧洲社会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当时中国的皇权统治实行的是中央、省、县三级管制模式，县以下直至乡村其实行政权力的管制是相对虚弱的，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天高皇帝远”的由来，中国大量的乡村其实是靠儒家文化为主的伦理文化以及实践这种伦理文化的乡绅、族长们在实施管理，这一点在现代的很多偏僻乡村都还能见到过去的影子。这就是当时西方人认为的我们的“伦理社会”。相对于当时西方基督教对社会的无孔不入而言，我们的管理自然宽松很多，这从过去一个县级政府吃皇粮的人数也能得到证明，因为这么点吃行政饭的人其行政力量能大到哪去呢？而整个国家主流的文化思想也是儒家的伦理文化，并且依此而从社会各阶层选拨社会管理人才，这怎能不让西方人觉得这就是理想的“伦理社会”呢？所以，当时的西方人崇拜我们真是不足为奇，我们感到骄傲也并无不妥。当然如果西方人的思想不再前进那我们还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偏偏康德做为德国启蒙运动最后一位思想家却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位思想家登场了，打破了我们的美梦，康德之后直至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都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批判态度，从而引领世界思想界的潮流至今。这股潮流才是我们时至今日都在追赶的，并且真正影响了世界近代史二百多年，席卷了整个西方的哲学界、科学界、艺术界乃至宗教界。
发生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思想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崇拜为何在康德这里发生了反转？这既与康德思想本身有关，也与耶稣会在基督教系统的衰落有关，可以说耶稣会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大的社会环境，1770年耶稣会带回欧洲的中国礼教思想被基督教最终确定为异教礼俗，受到了教会的全面禁止和打压，这是社会层面的对中国文化的排斥，当然这是宗教范畴内的事，可以理解为宗教的排外思想，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整体势力已经衰落，这种宗教性的排外并不会直接引发西方思想文化界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所以，康德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么，他当时对中国礼教文化的批评和否定又是基于什么呢？如果把康德、黑格尔等人对中国礼教文化的批判也说成是“西方人的亡我之心”，那就是把影响人类的思想家都当成政治家一样的野心家来看了，这说明我们自己的心量不够大，如果凡是批评或批判我们礼教文化的人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人，那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领袖们又当何论？别忘了，他们开创的可是救国救民的“觉醒年代”！不能因为是外国思想家批评我们就是“亡我之心”，是本国思想者批评自己就是“觉醒”，这样的双重标准毫无意义和价值。好了，我们还是好好看看康德为什么对中国的礼教及文化进行批评和否定吧。
经过西方的启蒙运动以后，人的权力已经摆脱了神的权力的束缚，所以，做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哲学家康德，他探讨的核心就不可能还局限在人的权力与神的权力之争上，而是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什么的问题成为了康德思考的核心问题。随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及《实践理性批判》思想的最终成形，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找到了答案：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意志，或者说，人是自由存在者，这是人的本质。人的思想意识乃至人的精神、理性是自由的，这是人至为人的根本。这成为了康德评判一切文化体系的价值标准。由此，不仅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及其统治是违反人的本质的文化，是应该否定和超越的，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及其礼教文化也绝非是与人的本质相吻合的先进文化，绝不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因为，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并不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它违反了人是“自由存在者”这一本质，因而是落后的文化，是应该批判和超越的。回想新文化运动直至“五四”运动时期这个“觉醒年代”的很多观点不正是如此吗？由康德这位德国思想家的口中听到我们为什么就会如此不爽呢？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不爽”的背后，是否恰恰就说明我们的“自由意志”被某种文化和习性绑住了呢？
我们的“礼教”文化的确为传统社会的稳定一统提供了伦理基础，形成了我们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伦理社会”，让中国社会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宗教专制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社会，但其本质仍然是封建专制的皇权社会，君臣之间毫无人的“自由意志”可言，父子之间乃至夫妻之间又有多少人的“自由意志”呢？当然，强势的一方是有“自由意志”的，而弱势的一方呢？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才流行这样的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以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现在的民间还有些混帐父亲动不动就对孩子喊出“老子生得你出，就打得你死”的豪言壮语。这是为何？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上下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本质上就不是双方“自由意志”的产物。当然，夫妻关系在解放后基本上回归到了以个人“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前提下来了，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巨大松绑。而上下关系和父子关系却正在经历着文化的革新和发展的历程。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文化人、文明人还在家庭里扮演着“父父子子”的角色，还不接受“父子关系”本质平等的观念，还不承认孩子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甚至都不明白孩子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是指什么？还在以为孩子负责为借口剥夺孩子的权利。当然，不管你懂不懂得，孩子对你的回答就是“N0！”，这就是很多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处不好的根源。现代文明都到了这个阶段了，我们很多知识精英组成的家庭，连最基本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应该基于人的“自由意志”之上这一理念都不理解，不认同，但在外面又大谈自己的“自由”和“个人意志”，简直荒唐！只有等中国的父母们真正认同并实践了：孩子生下来，并不天然的属于父母，而是属于社会，父母只是孩子成长的监护人而已，孩子认同你父母的身份，是因为你履行了父母的责任。这时，中国人的文化就真正进步了，现代了。这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标志。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这样做，那就等着你的孩子长大了收拾你、折磨你吧，就等着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成为很多成功者的梦魇吧。这些事情不天天在我们身边乃至身上发生吗？
康德揭示的人的“自由意志”是人的本质属性这一结论，不能简单的用人的“自由”两个字来概括。因为“自由”可以是指“行为”上的，也可以是指“思想”上的，也即“意志”的，而康德所指的人的本质显然是指后者，即“意志”的自由。因为在一个组织中、社会中，个人要想获得“行为”的自由是不切实际的，但让每个人的“意志”、“意愿”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当然，是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不是“实现”，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何为“意志”得到充分的“表达”？何为“意志”得到充分的“实现”呢？在个人领域或者叫“私权力”范围，我们的人的“意志”能得到充分的“实现”，比如打工、择业、创业、恋爱、求学、兴趣、爱好、交友等等，我们有绝对的权力选择对象，但一旦你选择了对方，就必然受到双方关系尤其是组织的约束，约束虽然让人失去了行为自由，但人的“自由意志”并未失去，因为这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并且你仍然还可以再次选择继续或中止，当然你出于利益考虑放弃这种选择又另当别论，这本质上还是你在选择。所以，不要把受约束等同于没有“自由意志”，反之，也不能把“自由意志”等同于行为上的不受约束，为所欲为。而在公共事务上或者说“公权力”范围内，“自由意志”则只能体现为充分“表达”而不是“实现”，比如“投票表决”，这是公共事物领域权力意志运作的一种普遍方式，那么，表决的结果对于参与表决的个人而言，一定有两种结果：肯定或者否定。表决的最终结果与自己的想法、意愿一致，这叫肯定，反之则是否定。那么，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没有“实现”，这是否意味着这个人的“自由意志”被剥夺了呢？如果说被否定就是被剥夺，那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有效运作，组织无法存在。所以，公共事物领域就只能将“自由意志”定义为充分“表达”而非“实现”，从“表达”这个角度来看，被肯定的一票与被否定的一票是完全等价的，是完全的一票对一票，这两票所代表的“意志”完全对等，只不过肯定的这方票数更多，“意志”的总和更大，最终他们的“意志”得以实现，而被否定的一方的“意志”也得到了充分“表达”。在此，被否定方的所有人的“自由意志”依然得到了尊重。这就是现代文明关于“自由意志”的游戏规则。
康德生于1724年，死于1804年，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于1781年，也就是说，西方人真正的否定和批判东方的文化和社会，也就是这两百多年间的事，千万别以为西方人一直认为自己强过东方，东方一直弱过西方，事实的确不是这样。但因为西方人经过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无论从文化思想领域还是科学技术领域以及经济生产领域，人性的解放带来的生产力的释放，使得他们在短短的二、三百年间便远远的超越了东方，导致了近现代以来的东方追赶西方的历史。但是，在这一东西方文化的此消彼长中，很多人还是只看到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领先，而没有看到西方人向东方人的学习，向东方文化的学习，这是最让人遗憾的，这直接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传统文化爱好者排斥西方哲学甚至西方文化，但如果我们知道西方的思想家们其实二百多年前就大量的吸收了东方的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可以说，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至所以发生根本的突破，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吸收了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那些传统文化爱好者们还会如此排斥他们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排斥他们就是排斥自己，就是排斥自己的传统的精华，那我们自己还何以立足呢？
康德那个年代主要研究和批判的是中国的礼教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这在中国人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及五四运动时期乃至解放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不也正是我们自己所干的事吗？自己干的，别人怎么就干不得呢？我敢说今天的传统文化爱好者绝不敢公开否定“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尽管他们很想这样做，他们也顶多只敢对“破四旧”等发表点看法，这说明他们很识时务，也说明他们这些人里相当一部分都不是真正的文化研究者，而是文化投机分子，见风使舵之流。也说明他们对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真正吃透，连西方几百年前的思想家都不如，才如此的害怕西方文化，若真吃透了两千年前的东方文化以及两百年前的西方哲学，他们就会大大方方的将东西方文化视为一体而欣然接受学习和传承了，就会明白人类的思想已经不存在东西方对立了。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西方哲学的黑格尔时代，即十九世纪初，这个时期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黑格尔和叔本华。而且他们俩曾经同时是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并且还打过擂台，结果叔本华败下阵来，从此离开了柏林大学，浪迹江湖，但其后世尤其在民间思想界的影响力绝不在黑格尔之下，但在学界即正统的思想界则仍然是黑格尔的时代，以至马克思也曾经是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积极分子，当然，马克思最终超越了青年黑格尔学派，并对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今天活跃于德国、法国、英国政坛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等党团，都曾经是从世界工人运动组织中演变腿化而来，所以，不要以为马克思的思想到今天只影响了几个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开创的世界工人运动影响了整个东西方现代社会，这是历史事实。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有无关系呢？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康德和黑格尔，一个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一个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们对中国的礼教文化和社会形态是持批判否定态度的，那又何谈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是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儒家的礼教只是传统文化的表层，受到否定批判是常有的事，因为它直接规定了社会的组织形态，这样一来它就很容易形式化、僵化，所以我们看待传统文化不要死抓住礼教这一个环节不放，这会让自己走入死胡同，并且也理解不了何以儒释道并存呢？所以，康德批判否定礼教文化进而否定了整个的中国社会形态，是因为他对中国的佛道两家不甚了解所至。我在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时，我就有这种感慨，要是康德深刻理解佛法，那他的很多话用佛门的语言来表达就会简洁精准的多，因为他的思想已经走到了“理性”的极限，但却是佛门“觉性”的边缘了。可惜，他始终没有用“觉性”来批判“理性”，使得他的“理性批判”变得绕来绕去十分费劲。因为用“理性”批判“理性”，脚站在哪里呢？但几十年后的德国哲学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这一标志就是叔本华和黑格尔的出现，黑格尔尽管对于中国礼教的态度与康德类似，但并没有资料显示他对中国道家和佛家也持同样的批判否定性态度，顶多显示出不以为然而已，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读完他的成名作《精神现象学》，你却不得不联系到中国的道法和佛法，因为他们的语言逻辑太类似了，辩证法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佛法是“是、非、名”(《金刚经》)，道法是“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这样的结构雷同绝非偶然与巧合，因为这是大开悟的境界。而反观古希腊哲学，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这样的语言范式，亚里士多德倡导的是形式逻辑，柏拉图的《理想国》几乎可以说是古希腊版的《论语》，只不过一个是以辩论的方式，一个是以教化的方式成书。
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思辩”或者“辩论”，这就是很多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人对他的辩证法最大的误解，也是黑格尔哲学最难懂之处，因为一不小心，你就掉在“思辩”这个坑里了。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本质绝不是“思辩”，正如佛法、道法绝不是“思辩”一样。因为它是“生灭法”，只有懂得什么是“生灭法”的人才能懂佛法、道法，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点，认真看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能明白，这就是黑格尔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原因。但“生灭法”绝不是西方哲学的传统，所以，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只是对柏拉图的注释这句话是不严谨的，因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生灭法”思想绝对不是柏拉图的理念思想的延续，他已经找到了“认知世界”的真正本源，这一本源既非感性(感官)，也非知性(思维)，也非理性(理念)，他把它叫做“绝对精神”，这其实就是佛家讲的“觉性”，道家讲的“道”，它属于“无”的范畴，而非“有”，这是超越西方哲学的传统“理性”概念的。因为到康德为止，西方哲学都止于“理性”的范畴。正如康德自己所言：“一切知识都开始于感官，由此前进到知性，而终止于理性”。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超越“理性”范畴的哲学方式并不在西方传统的哲学方式内，黑格尔自己在精神发展的五个阶段的划分中，也并未将理性做为精神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来对待，在“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客观精神、绝对精神”这五个阶段中，最终的“绝对精神”阶段并不在“理性”之中。所以，黑格尔是一个西方哲学的破局者。
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思辩”的法，而是“看破”的法，如何“看破”？何谓“看破”？“看破”什么？这些问题都与“生死”有关，故称为“生灭法”。我们先看两段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话：“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在死亡中自存，在支离破碎中保全自身，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不是“思辩”，而是“生死”，是“看破”生死，“思辩”是看不破“生死”的，反而是“看破”生死的障碍，所以佛门才有“不可思议”之说，“思”就是思考，“议”就是讨论乃至“辩论”，合而为一就是“思辩”。佛门为何反对“思辩”？因为“生死”问题不在“思辩”层面，而在“体证”层面，必须身临其境才能找到正解。这个“身临其境”就是黑格尔讲的“支离破碎”的内心感受，这其实不是哲学思考能产生和带来的，只有真正的“修行”并且修到极致时才能感受得到，而且一旦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你就无处可逃，只能硬撑，最后硬挺过去，这叫“保全其身”，最终才赢得“精神”自身的“真实性”，这在佛门来说就叫“证悟”，叫“见性”。道家把这叫“悟道”或者叫“得道”，《道德经》里用“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来描述得“道”过程，与黑格尔所描述非常吻合。所以，黑格尔哪是用传统的哲学思维来谈他的辩证法呢，他用的完全是“修行”的语言和方式在谈他的辩证法，他将宗教与哲学，修行与思辩进行了一个巨大的融合形成了黑格尔辩证法，这是哲学发展的一个巨大突破。
西方中世纪时集神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思想家、修行者奥古斯丁也进行了宗教与哲学的整合，但并未达到黑格尔的高度和深度，这应该是历史的原因吧，因为奥古斯丁的时代还是宗教的时代，宗教的神秘性与神圣性必然障碍它与哲学的深度融合，因为有些宗教问题是不可以探讨的，所以只能到了黑格尔这里才能完成宗教和哲学的真正融合。但黑格尔是否就是将西方宗教与西方哲学融合形成了他的辩证法呢？我认为不是，因为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其语言方式都是故事性的，这种文学性的语言与哲学性的语言是不兼容的，只能催生出伟大的艺术，所以基督教世界的绘画、雕塑、音乐等才一直领先于世界。而真正将宗教语言与哲学语言集于一身的恰恰是东方的佛教和道家，《金刚经》既是宗教的，又是哲学的，《道德经》既是道教经典，又是中国文化人的哲学经典，这种集宗教与哲学于一体的语言逻辑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辩证”逻辑，黑格尔把它称之为“辩证法”。三大语言体系中内在逻辑的高度一致是事实，这种事实绝不是巧合。尽管我未见到黑格尔在他的书中有明确的谈论《金刚经》和正面的推崇解读《道德经》，但他这个时代东方的佛家道家都已传入欧洲的知识界，他的对手叔本华在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多次谈到过佛法和道家，尤其是佛法几乎贯穿了叔本华思想的始终，就连书的最终结尾都用的是佛教的何为“本来面目”的观点作结语的。叔本华深受了东方文化的影响并在其书中作了充分的明确的表达，而同时期的作为对手的黑格尔竟然对同样的思想文化不去深入研究，这不是怪事吗？东方文化从十七世纪初被西方思想者推崇，到康德时代被西方文化人否定批判，这说明东方文化已然引起了西方人的重视和兴趣，作为恩格斯讲的人类历史二千五百年哲学思想集大成者的黑格尔，绝没有理由把东方佛道文化完全舍弃不顾，或者从骨子里彻底否定道家或佛家文化，如果他是骨子里否定佛道文化的，他就不会采取与佛道文化高度同源同构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三段式”语言结构，并将它作为自己的核心思想：黑格尔辩证法。所以，只有一种解释：黑格尔吸收了东方的佛法或道家文化，并作了纯哲学的表达，使得西方哲学达到了一个人类文化知识化(非宗教化)的顶峰，而其本质却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顶峰，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晶。
关于黑格尔有否吸收了中国佛道两家思想的问题，目前知识界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最为极端的看法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抄袭了老子的《道德经》思想，并将《道德经》的部分章节与黑格尔的《小逻辑》的相关章节做了比对，仿佛证据确凿，而且响应这一观点的人还不在少数。其实，让西方哲学家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源自中国的道家思想或佛家思想，这既无可能也无意义。真正对我们有意义的认知是：东西方文化毫无疑问的在二百多年前的西方哲学思想里得到了融合，也就是说，当今西方的哲学思想早已经是不仅源自西方，同样也源自东方的人类共同的哲学思想了，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一个整体的新高度。既然这一我们某些人认为的贴上了西方标签的“思想”和“文化”已经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之精华的产物，我们为什么要排斥呢？西方人吸收了我们东方的或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创造了新的表现方式，并且融入了西方文化的元素，我们不仅不乐于学习，而且还去排斥，然后死抱着自己过去的东西不放，这是明智之举吗？
也许有人说，断言黑格尔的辩证法吸收了中国的道家或佛家思想，会否有些武断？辩证法是古希腊哲学中既已有之的概念，黑格尔有必要从中国的道家或佛家去学习和借鉴吗？而且他如果真学习借鉴了中国的道家或佛家文化，那么他为何不明确表示呢？这仿佛成了一个历史文化公案。如何破解呢？就从辩证法这个概念入手。思辩、辩论甚至诡辩的确是古希腊哲学的传统，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是辩论和思辩的天才，柏拉图的《理想国》尽管理念与孔子的《论语》极为相似，但其语言方式却是双方辩论的方式，这一方式也让后人看到了西方哲学极为理性和批判的传统。所以，古希腊的辩证法归根结底是“思辩术”或者说“思维术”，它完全在理性的范畴之内，在“认知”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在“思维意识”的范畴之内。但黑格尔自己却没有这样定义他的“辩证法”，他在《小逻辑》一书中说：“无论知性如何常常竭力去反对辩证法，我们却不可以为只限于在哲学意识内才有辩证法或矛盾进展原则。相反，它是普遍存在于各级意识和普遍经验里的法则。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切特殊领域和特殊形态，也莫不受辩证法的支配”。首先，黑格尔认为“知性”反对“辩证法”，何为“知性”呢？黑格尔和康德都说过：知性即思维。也就是说，黑格尔认为不能把“辩证法”等同于一种“思维”的方法，所以，不能认为它就是一种“思辩术”。它是超越哲学意识的各级意识和经验的普遍法则，最终它是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共同法则。显然，黑格尔是将“辩证法”作为世界的根本法则来看的，这与属于人类思维意识范畴的“思辩术”能等同吗？所以，绝没有理由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源自古希腊哲学，或者与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等同。
有人认为黑格尔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在宇宙观上使用“辩证法”概念的人。这一观点既表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性突破，但也说明了他的“辩证法”与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之间的非因果关系，因为实在无法解释黑格尔哪来的灵感进行这样的突破。单纯学哲学而没有修行经验的人是理解不了这样的突破的，因为这不是靠自己去“想”能发生的，无论你有多聪明，多智慧，多有学识，都无济于事，因为它要突破的恰恰是“思维”本身。只有靠修行，靠修到生死临界点上才能发生这种“顿悟”式突破。但黑格尔的确似乎到达了这样的临界点，从他讲的“在死亡中得以自存”、“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保全其自身”这些话中，你能感觉到他不仅走到了生死边缘，而且已经从死亡当中走了过去，否则，他怎么知道“死亡”中还能“自存”？“支离破碎”中又怎么还能“保全其自身”？这是“不生不灭”的境界，只有穿过了这样的“不生不灭”的境界的人，才能真正“证得”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也即无论“生”还是“灭”都非世界的本质，都只是世界的“相”，世界的本质既非“生”也非“灭”，而是“不生不灭”，这是“无相”，用哲学的术语说，既非“肯定”，也非“否定”，那是什么呢？对应着“不生不灭”来讲，只能说成是“否定之否定”。但“否定之否定”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是对“肯定”与“否定”二元对立的超越，是“无”。生与死是“有”的两极，不生不灭是超越，是“无”。肯定与否定是“有”的两极，否定之否定是超越，是“无”。这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真义。黑格尔若不是大修行人，也必然是参透了大修行人的法门，才能得如是“超越之法”。而结合当时黑格尔所处的时代和机缘来看，他除了从道家或佛家得到这种启示，别无他法。因为这是他的年龄和经历无法靠自己完成的“解悟”。
所以，很多看过黑格尔书的人都会觉得奇怪：他怎么会这样思考问题？怎么会这样说话？怎么会这样分析问题？这仅仅用天才根本无法解释，只能说他“顿悟”了，他“看破”了一切，然后用“不生不灭”的眼睛看待这变化万千的世界。而所谓的“不生不灭”的眼睛就是他的“绝对精神”！不懂佛道的人是看不明白他这出戏的，更无法明白他的“绝对精神”从何而来？当然，佛道化为了他的“绝对精神”，就彻底摆脱了“迷信”色彩，华丽的登上了哲学的大雅之堂，披上了哲学的理性的外衣，成为了人类近代的顶级智慧，成为了统领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的普遍知识，化为了普世的智慧之光，普照天地与众生，实现了佛家经典《华严经》所说的华丽富贵之境界。至于黑格尔为何对这些都没有明说？这就只有天知道了。黑格尔为人类作出了如此贡献，那些细枝末节还重要吗？
